在继承中开拓

中国话剧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今天，话剧工作者四世同堂，共同缅怀中国话剧事业的奠基者和先驱者；研讨话剧的发展战略，为我国话剧的振兴献计献策；18台新创作的优秀剧目进京汇演，使人们重新认识到话剧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话剧工作者正满怀信心地迎接新世纪。

中国话剧自诞生之日起，便与社会进步和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末，爱国知识青年为了唤起民众，从西方引进了话剧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的戏曲相比，话剧以白话对白，动作没有固定程式，演出形式自由灵活，更贴近普通百姓，更适应针砭时弊。这些特点，使中国话剧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了战斗的使命。1907年，东渡日本的李叔同与曾孝谷共同发起成立了留学生话剧团体“春柳社”，得到了欧阳予倩等进步留学生的积极响应，他们演出的根据美国小说家斯托夫人反对种族压迫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不仅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而且波及国内，受其影响，京、津、沪等地兴起校园戏剧。从此，被称为“文明戏”、“新剧”的话剧在我国生根发芽。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话剧打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文艺形式。这一时期的话剧，由于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参与而不同凡响。如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卓文君》、田汉的《获虎之夜》等，或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寓意于历史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宣扬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尤其是著名戏剧家洪深倡导的男女同台演出，直接向封建势力宣战。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激化，话剧一直处于时代的前列，为民族民主革命呐喊助威。左翼戏剧、苏区红色戏剧、国防戏剧、抗战戏剧等各种不同的戏剧流派，均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揭露黑暗，针砭时弊，启发民众，鼓舞士气，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具现实性和战斗性的一支生力军。在大后方，在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话剧工作者走向社会，走向工农，将这一艺术形式进行民族化的转化，发展到街头剧、活报剧、广场剧等多种形式，使话剧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抗战时期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通过一对卖艺父女的遭遇，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人们起来保家卫国。无数看过此剧的热血男儿走上了抗战的道路。在重庆，郭沫若的《屈原》中著名的“雷电颂”诗句，成为鼓舞国统区人民斗志的强音。发表于1934年的《雷雨》，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处女作，该剧深刻揭露了旧中国封建家长制对人性的摧残，是中国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解放战争时期，《血债》、《反翻把斗争》、《喜相逢》、《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和《民主青年进行曲》等优秀剧作，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焕发了新的活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大批专业话剧院团建立，创作演出了大量优秀剧目，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演剧学派，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是最具特色的话剧院团之一。该院演出了一大批具有浓郁中国气派的话剧，受到人民广泛的欢迎，其中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名剧《茶馆》，为新中国的话剧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该剧演出近400场而不衰。话剧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在中国话剧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文化名人的足迹。在中国话剧创始时期，陶行知、柳亚子、闻一多、徐志摩、郁达夫、徐悲鸿等积极扶持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他们以各种方式给予进步剧团以有力的支持。我党早期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何叔衡、彭湃、方志敏等都亲自组织或参加过革命话剧演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郭沫若创作的《王昭君》、《棠棣之花》、《虎符》、《屈原》，茅盾创作的《清明前后》，夏衍创作的《一年间》、《上海屋檐下》，阳翰笙创作的《草莽英雄》、《塞上风云》、《天国春秋》等，都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我国话剧事业的奠基者和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田汉、洪深、曹禺、老舍、于伶、沙可夫、李伯钊、陈白尘、丁西林、焦菊隐、黄佐临、熊佛西、余上沅等，也留下了《少奶奶的扇子》、《名优之死》、《丽人行》、《升官图》、《压迫》、《日出》、《茶馆》等多出名剧，他们的笔墨春秋，已经载入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他们的英名，已经成为中国戏剧光辉的象征。

中国的话剧事业，与我国电影事业有着先天的姻缘，为电影界输送了大量人才，如郑正秋、王苹、陈荒煤、水华、崔嵬、沙蒙等，都是由话剧起家的电影编导；一些演员或经舞台锤炼后转入银幕，或在银幕大放光彩后重返舞台，成为影剧双栖的艺术家，如赵丹、舒绣文、白杨、秦怡、张瑞芳、田方、于蓝、蓝马、石挥、于是之、李默然等。话剧作品还为电影提供了素材，不少优秀剧作被搬上银幕，如《丽人行》、《粮食》、《战斗里成长》、《东进序曲》、《兵临城下》、《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洞箫横吹》、《霓虹灯下的哨兵》、《枯木逢春》、《风暴》、《南海长城》、《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血总是热的》等等。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话剧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枫叶红了的时候》等剧目，抒发了人民久久积郁在心头的情绪，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中外经典剧目如《茶馆》、《关汉卿》、《蔡文姬》、《伽利略传》、《高加索灰栏记》、《推销员之死》、《哗变》、《浮士德》等也被重新搬上舞台。广大话剧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遵循“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扬中国话剧关注生活的传统，创作了大批优秀剧作，如《天下第一楼》、《桑树坪纪事》、《周君恩来》、《中国梦》、《狗儿爷涅》、《死水微澜》、《同船过渡》、《商鞅》、《地质师》等，这些剧作或深刻敏锐地反映现实，或以史为鉴细致剖析人物心灵，树立了一个个令人过目不忘的艺术形象，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在表现形式上，新时期话剧坚持走民族化道路，吸收了影视及戏曲的表现手法，丰富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力，并调动起音乐、舞美和现代声光电手段，在营造最佳表演空间上作出了努力，大大增强了话剧的观赏性和表现力。自八十年代，中国话剧工作者开始接纳国外艺术流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和探索，创作出《绝对信号》、《魔方》、《WM———我们》、《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寻找男子汉》等，这些尝试为丰富话剧艺术的表现形式做出了贡献。

新时期也是中国话剧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赢得声誉的辉煌时期。中国话剧演剧学派的代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八十年代起，先后携《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等剧目赴欧洲、亚洲多国演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话剧《茶馆》，在德国、瑞士、法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都引起了轰动，其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征服了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通的外国观众，欧洲戏剧界盛赞《茶馆》是“东方戏剧的奇迹”；在日本，《茶馆》被誉为是“继梅兰芳访问演出后的第二次轰动”。在祖国宝岛台湾，同胞们被《天下第一楼》的魅力所折服，演出时场场爆满，掌声不断，一时成为岛内的热门话题，并由此开始了两岸话剧界的交流。中央实验话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也多次赴国外演出并参加国际戏剧节，扩大了中国话剧在世界的影响。中国话剧演剧学派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在纪念中国话剧90年之际，18台从各地选拔的优秀剧目进京演出，这些剧目大多是近年来的新作，其中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12部，如《虎踞钟山》、《炮震》、《老兵》、《男人兵阵》，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部队现代化建设对军人的新考验及丰富多采的军营生活。 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虎踞钟山》，选取解放初期刘伯承元帅创办军校的一段史实，艺术地再现了我军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所面临的历史性转折，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受到观众和专家众口一辞的好评。《男儿有泪》、《大江奔流》、《船厂岁月》、《全是北京人》、《绿色的阳台》展示了改革开放大潮中创业者及普通人的心态。这次参加汇演的历史剧也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沧海争流》、《宋王台》等，讴歌英雄主义精神，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毋庸讳言，进入八九十年代，在影视及多种娱乐形式使观众分流的情况下，话剧艺术陷入困境，我国话剧人才严重流失，观众减少，优秀剧目匮乏，话剧阵地缩小，一些话剧院团生存艰难。在世纪之交，如何振兴话剧艺术，已经成为摆在广大话剧工作者面前的历史性课题。

对于这些问题，话剧工作者们已经作出了许多思考。在中国话剧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们表示，话剧要对民族精神的塑造负起责任，需要话剧工作者继续努力，拿出精品。大家认为，中国话剧应该继承大众艺术这一传统，关注时代，关切人民，脱离观众的孤芳自赏，狭隘的个人情绪的表现，必然失去观众。这一点已被中国话剧90年的历史所一再证明。戏剧界的专家们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剧作家应深入生活，树立精品意识，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继承话剧反映现实生活的光荣传统，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时代，在强调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增强剧作的观赏性和趣味性，做到寓教于乐。在谈到话剧如何面对市场时，他们认为，话剧目前不可能完全推向市场，但话剧院团应树立市场意识，充分考虑观众和市场因素，重视市场运作，可尝试多种运作方式。话剧也要培养观众，学习京剧界走到青年和基层中去。